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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史学』 试探《资治通鉴》音乐元素的文化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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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admin 发表于 2017-12-22 04:43:33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打印 上一主题 下一主题

摘 要:《资治通鉴》是一部史学宝典,在史学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该书在记述历史事实的同时,也记载了大量的音乐等相关文化信息。其记载的近四百处音乐信息是中国音乐史上不可多得的财富,具有独特的文化功能,在当时、在当下都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旨在挖掘《资治通鉴》音乐元素承载的规范、动力、传承、教育和信息传递等文化功能,以期对《资治通鉴》的音乐元素的文化功能研究做一点有益的探索和补充,对当下的音乐研究提供一些有益的启示。


《资治通鉴》是中国第一部编年体通史,在中国史书中占有极重要的地位。其内容以政治、军事和民族关系为主,兼及经济、文化和历史人物的评价,目的是通过对事关国家盛衰、民族兴亡的统治阶级政策的描述警示后人。宋神宗赵顼认为,此书“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即以历史的得失作为鉴诫来加强统治。其实,仔细研读下来,《资治通鉴》一书中收录的关于音乐方面的信息也将近有四百处。这近四百处音乐信息对于音乐研究来说是不可多得的财富,其规范、动力、传承、教育和信息传递等文化功能也具备了较高的学术研究价值。


一、音乐元素的规范功能

(一)规范政务。一个王朝创立后,经常会“经国序民,正其制度”,“壹圣人之至道,养之以仁惠,文之以礼乐”,统一其思想意识形态,建立其主流价值体系。在其后社会风俗就会渐渐养成社会风化。汉武帝时期,官方更是建立了音乐管理机构,即乐府,让司马相如等掌管诗赋,用宦官李延年做了协律都尉,开始采集整理各地歌谣、制订乐谱,这时候才渐渐有了“八音之调”。以礼乐规范国家行政事务,再到设立专门的机构主导音乐等相关文化事务,从一个侧面说明了音乐在国家治理方面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二)规范事务。从《资治通鉴》记述的相关内容看,王、诸侯、官员主持的大型祭祀活动和大型庆典活动,对“乐”的使用有着严格的规定和要求。诸侯在征伐等大型军事行动之前,都要举行祭祀活动,告祷上苍。汉武帝时期,为了感谢神仙保佑征服南越,祭祀泰一神和后土神,并开始使用以音乐伴奏的舞蹈,也就是后来所说的“赛南越,祠泰一、后土,始用乐舞。”在国家举办的封禅仪式上也要用到“礼乐”,汉武帝刘彻于元封元年,率群臣东巡,至泰山,立石。四月,到达奉高,按祭后土的礼仪,禅泰山东北麓的肃然山。这个时候,也都使用了礼乐。帝王庙号祭祀仪式对“乐”、“舞”的使用也是有严格规定的,如南北朝时“有司遂请尊孝武帝庙为世宗庙,奏盛德、文始五行之舞”。在“乐”“舞”规模的使用上也有比较严格的规定,依照周礼,舞佾之数,天子八,诸侯六。对祭祀“乐”“舞”的具体内容也是有详细的规定的。

(三)规范俗务。音乐在规范人们的生活方面,也有其独特的作用。西汉汉宣帝时期,韩延寿任颍川太守。为了移风易俗,他召见郡中长老,设酒宴,询问闾里歌谣和百姓疾苦,陈述和睦相处、相亲相爱、消除仇恨的办法。大家共同商定的嫁娶丧祭的礼仪和等级,大致依据古理,不逾越法律限度。那时候,还有“春秋乡射,陈钟鼓、管弦…”的记载。宋时,也有“声乐嬉游,不宜令过…”的说法。当然,如果突破原有的礼制、追求过分的享乐,就会被人认为世风日下、人心不古等等,比如“三年之丧,自天子达于庶人”,如果有所僭越就会被人说是“居贻厥之始而墮王化之基…”。礼乐对于俗务的规范功能可见一斑。


二、音乐元素的动力功能

(一)推动社会发展。在《资治通鉴》的史实体系中,每逢改朝换代,或者是时逢盛世,各王朝都要重新修订礼乐。商汤、周武制定了仁、义、礼、乐的国家治理体系,周朝注意发挥乐舞“通神”、“治人”的作用,充分发挥音乐舞蹈的社会功能,推动了音乐艺术的发展。周公制礼作乐,主持制定了一套为出征、会盟、饮宴、婚娶、丧葬服务的乐舞制度。乐舞就被当作了“载道”的手段,发挥着社会治理作用。乐舞被纳入了“雅乐”体系,成为礼治、乐治的工具。西汉初年,贾谊请改正朔、易服色、定官名、兴礼乐,以立汉制。东汉永平十年,汉明帝更是亲自指导并参与音乐创作工作,“幸南阳,召校官弟子作雅乐,奏《鹿鸣》,帝自奏埙﹑篪和之,以娱嘉宾”。也有为帝王歌功颂德、旌表帝王丰功伟绩的,如唐贞观年间,众人将秦王破阵乐更名为“七德舞”,以歌颂唐王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众、丰财等七德之功。民间音乐也会反映时政的发展,雍州刺史晋安襄侯“刘道产善为政,民安其业,大小丰瞻仰,由是民间有襄阳乐歌”。礼乐在跟随时代发展的同时,也推动了社会发展。

(二)推动音乐发展。在上古时代,尧作《大章》,舜作《大韶》之乐,大禹之子启曾上天偷《九天》《九辨》之乐。周朝初年,集中整理了前代的乐舞遗产《云门》《大章》《大韶》《大夏》《大濩》,又新创制了《大武》,合称《六代舞》,还有《六小舞》,即《帗舞》《羽舞》《皇舞》《旄舞》《干舞》《人舞》。汉代是音乐发展的一个高峰,管弦乐逐步取代钟罄乐,发展出“八音”“五声”,“八音”即指金、石、丝、竹、匏、土、革、木等乐器,“五声”就是宫、商、角、徵、羽等五声阶。娱乐形式也发展出音乐、舞蹈、杂技等乐舞百戏。东晋时期,谢石得到秦的乐工,能演习旧声,于是宗庙活动开始有了金石之乐。唐朝初年,朝廷的享宴用九部之乐,其后分为立坐二部。立部伎有《太平乐》《破阵乐》等八部。坐部伎有《宴乐》《长寿乐》等六部。既有歌舞的大曲,也有声乐曲和器乐合奏的“但曲”。唐朝时的燕乐大曲主要作品有《破阵乐》《绿腰》《玉树后庭花》《泛龙舟》等;法曲的主要作品有《霓裳羽衣曲》《火凤》等。唐朝雅乐发展出八十四调、三十一曲、十二和。

(三)推动民族文化融合。礼乐的传播功能,在和平年代对于地域文化融合起着的正向作用。所谓的“礼乐之所用也,远方之所观赴也,蛮夷之所则效也”。战乱年代,则更是推动经济文化艺术快速融合。晋列宗时期,大逸豆归等人被杀,其所统八郡七万余户及秦乘舆、服御、伎乐、珍宝甚众被俘获;唐肃宗年间,皇帝设宴先设太常雅乐坐部、立部,继以鼓吹、胡乐、教坊、府、县散乐、杂戏。这些记载,都有由于战争促进了人口的迁徙、文化的融合,胡乐、杂戏等成为“雅乐”的有益补充,民间的音乐堂而皇之地走进了宫廷。现存的辽南地区民歌,就明显存在山东民歌、河北民歌,甚至是北方少数民族民歌如“萨满”等的印记,音乐在民族文化的融合中起着巨大的推动作用。


三、音乐元素的传承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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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音乐元素的教育功能

(一)培育社会生态。积极向上的礼乐作品营造良好的社会生态,百姓的声音也可以对被破坏的社会生态起到修正的功效。《资治通鉴》中所记载的音乐符号,是当时的人们价值观和精神面貌的体现。事实上在历史的各个时期,音乐对培育良好的社会生态都至关重要,礼乐对于形成良好社会生态发挥了积极作用。周朝时有千八百诸侯国,君有余财,民有余力,而颂声作,反映的就是社会比较稳定的一种和谐状态。当然,有些百姓坊间流传的歌谣也能映射人们对于一些问题的不同看法。如“牢邪,石邪!五鹿客邪!印何累累,绶若若邪”!反映的就是人们对当政者结党营私的不满。

(二)引导社会风气。社会风气潜移默化,感染人、打动人、说服人、影响人。正确的导向影响社会风气,通过社会风气熏陶社会个体。导向正确,能凝聚人心、汇聚力量;导向错误,会动摇人心、瓦解斗志。晋时,王恺、何曾蔑弃典文,湮没仁、义等礼乐制度后,游词浮夸之风盛行,用今天的话说就是破坏了法纪、带坏了队伍、坑害了国家,遗风余俗流毒深远。可以说,奢靡、享乐、浮夸等坏风气遗祸无穷。所以,多有君主“兴礼乐,变华风”“志固欲移风易俗”。《资治通鉴》也有记载,“李沖、李彪、高闾、王肃、郭祚、宋弁、刘芳、崔光、邢峦之徒,皆以文雅见亲,贵显用事;制礼作乐,郁然可观,有太平之风焉”。说的也都是文人雅士以及其倡导的先进文化对于社会风气的引领和净化。

(三)促进多元发展。乐是“六艺”之一。旧时的“礼乐”多是上层建筑层面的,但就其功能来说也促进了人的多元发展。不同层面的文化对个人成长的作用有所不同,它丰富人的精神世界,培养健全人格,增强精神力量。宦官李延年原本因犯法而受到腐刑,因擅长音律,颇得汉武帝宠爱。曾经为汉武帝献歌:“北方有佳人,绝世而独立,一顾倾人城,再顾倾人国。宁不知倾城与倾国,佳人难再得。”汉时,五经之学各专门名家,通一经者不能尽通歌诗之辞意,必集五经家相与讲读乃得通。从这个意义上说,当时的司马相如等也确实是全面发展的“通才”、“全才”。音乐在人的精神成长层面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铸就了人的风骨。 唐时,安禄山在凝碧池大宴群臣,梨园弟子往往歔欷泣下。乐工雷海清不胜悲愤,当众摔了乐器,西向恸哭。安禄山大怒,把他缚在试马殿前支解。乐工雷海清的精神风骨成为后人的楷模,为后世所传颂。人的精神成长,也是音乐教育功能的重要方面。


五、音乐元素的信息功能

(一)传递社会经验。信息可以传递社会经验,从而维持社会历史的连续性。后世的一些文学、艺术的精品往往都是经世累计的结果。正是一代一代的文人骚客、艺术大师的雕琢,使得一些文学艺术精品日臻完善,成为千古名篇、万世流传。比如《资治通鉴》中数次提及的《秦王破阵乐》(又称《秦王破阵舞》,后更名为《七德舞》),最初本是唐初的军歌。公元620 年,秦王李世民打败叛军刘武周,巩固了刚建立的唐政权。他的将士们以旧曲填入新词,为李世民唱赞歌:受律辞元首,相将讨叛臣;咸歌《破阵乐》,共赏太平人。李世民登基后,亲自把这首乐曲编成了舞蹈,再经过宫廷艺术家的加工、整理,成了一个庞大的、富丽堂皇的大型乐舞。在原有的曲调中揉进了龟兹的音调,婉转而动听,高昂而且极富号召力。同时有大型的宫廷乐队伴奏,大鼓震天响,气势雄浑,感天动地。这个歌舞使百官看了都激动不已,兴奋异常。现在在表演这个舞蹈的时候,连外国的宾客都禁不住跟着手舞足蹈。《秦王破阵乐》正是不断累积而成的艺术精品,这其中凝结着从皇帝到普通音乐艺术工作者的经验和智慧。

(二)传播社会信息。宫廷雅乐传递国家政治信息和政令信息,民间音乐口口相传,传递着百姓对于时政的褒贬。如齐人怨王建不早与诸侯合纵,听信奸人宾客而亡国,歌之曰:“松耶,柏耶,住建共者客耶!”唐高宗在发兵征讨高丽前夕,军队在洛城门外开阔处练兵,登上洛阳城门观望,看到将士们精神抖擞,威武雄壮,队伍的阵型千变万化,气势恢宏,唐高宗很感动,便命乐师按演习阵型做《一戎大定乐》。舞者身披五彩甲,持槊而舞,并齐声高呼“八弦同轨乐”,象征平定高丽后天下也随之大定。北齐后主高纬好自弹琵琶,并创作了无愁之曲,民间称之为“无愁天子”。天子无愁,则百姓何其愁也。百姓的语言正是百姓心声,也是当时社会状态的真实写照。

(三)累积社会认知。在《资治通鉴》中,我们可以看到其记述的音乐由原始的音乐,到以“钟罄”为主体的金石音乐,再到“八音”俱全的大型乐舞。乐器由单一的、原始的器具,演变成为钟、鼓、罄等,发展到后来,金、石、丝、竹、匏、土、革、木乐器争相辉映。所谓“声依永,律和声,八音能谐,毋相夺伦,神人以和”。这些都是人们累积社会认知的结果,而这种累积可以是人的个体一生的认知,更多的是历经上百年、乃至更长时间的累积和完善。乐舞的形制也由原来的即兴而作,演变为有着严格的规范的雅乐等形式。比如,宗庙乐又有文德、昭德、文始、五行之舞,嘉至、永至、登歌、休成之乐,房中祠乐、安世乐、昭容乐、礼容乐,其员可达到上百人直至八百二十九人。再比如说一年四季的郊祭乐舞,也都形成了特定的内容和形制。如立春之日,歌《青阳》,八佾舞《云翘》之舞。立夏之日,歌《朱明》,舞如迎春。先立秋十八日,歌《朱明》,八佾舞《云翘》《育命》之舞。立秋之日,歌《白藏》,八佾舞《育命》之舞。立冬之日,歌《玄冥》,舞如迎秋。音乐艺术发展的进程,本身就是历史发展累积的过程。

《资治通鉴》在史学的地位堪称翘楚,在音乐研究领域中的重要功用也正在逐渐被人们所认知。它所记载的音乐理论、音乐形制、音乐创作内容等为音乐学术研究提供了丰富的信息和素材,也必然会丰富人们对于中国音乐的认知,进而拓展中国音乐艺术研究领域的视野。除了我们上面探讨的文化功能外,《资治通鉴》的音乐元素对政治、经济、社会、军事以及其对音乐自身发展的价值,都值得我们作深入细致的研究和探讨,它有助于我们研究和理清中华民族音乐历史传承的发展脉络。我们也希望更多的人加入到《资治通鉴》音乐元素价值的研究队伍中来。


文献索引:

[1]《资治通鉴》

[2]《汉书·礼乐志》

[3]《续汉书志·第八·祭祀志》

[4]《陇上壮士歌》,别名《陇上歌》

[5]《诗经·甘棠》

[6]《史记·五帝本纪》

[7]《乐记》

[8] 《汉书·外戚传上》

[9] 《新唐书·礼乐志》


作者:许梅华,大连大学音乐学院 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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