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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史学』 《琴操》考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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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admin 发表于 2018-1-18 06:44:34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打印 上一主题 下一主题

在对待音乐文献问题上,是不是有“尊古”和“疑古”两种态度呢?当然有的。在各个学术领域里有,在音乐学领域里不可能没有。事实上,有些音乐文献,其本身也实在启人疑窦。例如题作“汉前议郎陈留蔡邕伯喈撰”的《琴操》就是这样。

是“尊古”好,还是“疑古”好?应该说,不加考核,一味信而“尊”之,或者一味“疑”而薄之,恐怕都不好。考核的过程,貌似“疑”而实为“尊”。对于古人、古事、古书、古说,“疑”而不考,或者不考而“尊”,都不是科学的态度。未考实前先“疑”,“疑”而考之,考实后信之“尊”之,这“疑”和“尊”,应该都是属于科学的态度。

本着这样的认识,对于现存《琴操》,“疑”而考之,以便给予它应有的地位。


不同版本透露的消息

《琴操》这本书,解放后还没有重印过,解放前印的,则有几种不同的版本。它们是:

一、商务印书馆《丛书集成初编》据《平津馆丛书》本(有校注)的排印本(1937年与《皇祐新乐图记》、《汉鼓吹铙歌十八曲集解》合印一册),署“汉前议郎陈留蔡邕伯階撰”。

二、《平津馆丛书》本,有马瑞辰“嘉庆十年”(1805年)序,署名同上。

三、《读画斋丛书》本,无序跋题识,《平津馆》本马序称为今传本,署名同上。

(由于这两种丛书商务印书馆均选人《丛书集成初编》,因此这两种本子都有商务印书馆的重印本。)

四、杨宗稷编《琴学丛书》本,刊于宣统二年(1910年),署名同上(实即“平津馆本”,有马序)。

五、《汉学堂丛书》本。

六、邵武徐氏刊本,前有《四库未收书目提要》(约在清道光初年一1821年以后,阮元任浙江巡抚时与幕僚同撰),署名同上。

七、王谟《汉魏遗书钞》(有“嘉庆三年”——1798年自序、“嘉庆庚申”——五年即1800年张敦仁序)本,署“汉陈留蔡邕撰

以上各种不同版本,除掉商务印书馆的排印本(第一种)和重印本外,实际是六种。这六种不同版本的《琴操》,除《汉学堂丛书》本笔者尚未亲见[1]外,其余五种版本,实际又只是两种本子。一种是署作“汉前议郎陈留蔡邕伯喈撰”的本子(上述二、三、四、六)[2];—种是署作“汉陈留蔡邕撰”的本子(上述七)。

这样看,不只是因为署名的文字有多少之别,而是全书的内容、体例都有很大不同。前一种,从一八〇五年左右的《读画斋》、《平津馆》本,直到一九一〇年的《琴学丛书》本,包括一八二一年以后的邵武徐氏刊本,都是专著的格式。全书分上下两卷。

卷上第一篇“序首”,在讲琴的形制、含义等等以后,说“古琴曲有诗歌五曲……又有一十二操……又有九引……又有河间杂歌二十一章”。这里引文中的删节号处即列举曲名,而在十二操、九引的每首曲名下用小字随文夹注作者、命意一二句至四五句不等。“序首”篇以后,又以每一曲名为题,专篇叙述这一琴曲的有关情况。例如:

“序首”中“一十二操”后说“一曰《将归操》”,接着随文夹注:“孔子所作,孔子之赵,闻杀窦鸣犊而归作此曲。”而在后面《将归操》题下,又用正文叙述:“《将归操》者,孔子之所作也。赵简子循执玉帛以聘孔子,孔子将往,未至,渡狄水,闻赵杀其贤大夫窦鸣犊,喟然而叹之曰,夫赵之所以治者,鸣犊之力也,杀鸣犊而聘余,何丘之往也?夫燔林而田,则麒麟不至,覆巢破卵,则凤皇不翔。鸟兽尚恶伤类,而况君子哉!于是援琴而鼓之云:翱翔于卫,复我旧居,从吾所好,其乐只且。”[3]

卷上至《楚引》止,凡“序首”中提到&“诗歌五曲”、“一十二操”、“九引”,都一一立目作专题叙述。

卷下在“河间杂歌”的总标题下,从《箕山操》至《处女吟》共二十二曲,一一立目作专题叙述。《处女吟》题下说:“《处女吟》,鲁处女所作也。”下注“阙”。这以下还有《流澌咽》、《双燕离》两目,无正文,均在题下注“阙”字。

另一种,即一八〇〇年的《汉魏遗书钞》本,则完全是辑佚书的格式。全书不分卷。开始虽是相应于前一种“序首”题下的文字,却并无“序首”的标题,在讲完琴的形制、含义以后,另起行“古琴曲有诗歌五曲”,下注“自此至河间杂歌二十一章,皆《初学记》弓丨《琴操》本文,故不复注。其旁注,杂采他书所引《琴操》,必详原书。如《琴操》有阙,则又杂采他书补之,夹注于下。”

这以后另起行顶头正文:“一曰《鹿鸣》”,换行空一字正文:“《文选》注引《琴操》曰:《鹿鸣》者,周大臣之所作也。王道衰,大臣知贤者幽隐,故弹弦讽谏。”接着小字夹注:“《大周正乐》曰:《鹿鸣操》者,周大臣之所作也,王道衰,君志倾,留心声色,内顾妃后,设旨酒嘉肴,不能厚养贤者尽礼极欢,形见于色,大臣昭然独见,必知贤士幽隐,小人在位,周道陵迟,自以(必自)是始,故弹琴以风(讽)谏,歌以感之,庶几可复。[4]……”夹注完毕后,另行顶头正文:“二曰《伐檀》”,换行无正文,小字注:“《大周正乐》曰:《伐檀操》者,魏国女之所作也。(下略)”以下“三曰《驺虞》”,正文为《文选》注引《琴操》文,小字夹注《大周正乐》文。接着“四曰《鹊巢》”、“五曰《白驹》”,格式与《伐檀》相同,《鹊巢》下无大字正文,小字夹注:“《文献通考》引《乐书•琴论》曰:《鹊巢》者,邵国男悦贞女而作也。案此曲未见《大周正乐》,故录《通考》,以备一解。”

(笔者按:“平津馆本”《鹊巢》有题无文,题下注“阙”。)《白驹》下无大字正文,小字夹注《大周正乐》文。

这以下“又有十二操”,自“一曰《将归操》”至“十二曰《怀陵操》”,逐条起行,“又有九引”,自“一曰《烈女引》”至“九曰《楚引》”,逐条起行,都分别据《乐府诗集》、《艺文类聚》、《绎史》、《白帖》、《太平御览》、《琴苑要录》、《文选》注等书所引《琴操》文作为正文和夹注。

这以下“又有河间杂曲二十一章”,小字夹注“章名,歌辞俱无考”,但仍每事(每曲)另起行,自成段落,据各书所弓丨《琴操》文作为正文和夹注(这一部分与“平津馆本”的差异较大)。

值得注意的是,这两种本子,虽同为《琴操》,而体例却如此不同,就文字而论,则又大多相同,只略有小异处(一般为“平津馆本”较“汉魏遗书本”更加顺畅)。既然后一种早于前一种,就不能不给人以这样的消息,6卩:所谓《琴操》,原来是一八〇〇年以前王谟《汉魏遗书钞》里的一种辑佚书,在以后三、五年间,有人在此基础上加工润色,改头换面,到一八〇五年以前作为《读画斋丛书》中的一种时,就换成另一种面貌了。一八〇五年收人《平津馆丛书》时,孙星衍又做了些校勘,加上些校注,便俨然成为一种原本古籍。

本来,辑佚书还是十分有用的,但是要求忠实,不能掺假。


三篇序录反映的问题

《琴操》多种版本中,有三篇序录值得注意,因为它们反映了一些问题。

这三篇序录按时间的先后是:

一七九八年《汉魏遗书钞》中王谟的《琴操•序录》;

一八〇五年《平津馆丛书》的马瑞辰《琴操校本序》;

一八二一年以后邵武徐氏刊本《琴操》卷首阮元等的《四库未收书目提要》。[5]

这三篇序录,至少反映了这样一些问题:

首先是,关于《琴操》的作者,早就存在着分歧的情况。谁是《琴操》的作者呢?王谟认为是晋朝的孔衍。他根据《乐府诗集》在《梁甫吟》的解题中先引《琴操》,后引蔡邕《琴颂》,说“《琴操》非蔡邕作”。通篇的介绍,也是以《琴操》归之于孔衍的(奇怪的是,辑供正文前仍题“汉陈留蔡邕撰”)。马瑞辰则认为是蔡邕。他先立一“言孔衍撰者,谓撰述蔡邕之书,非谓孔衍自著”的说法,用以撇开“孔衍撰”的一说;然后用较多的论据来论证桓谭的《琴操》就是《新论》中的《琴道篇》;最后肯定《琴操》的作者是蔡邕。

为了证成作者是蔡邕的说法,他先设一“《琴操》即在《叙乐》中”的疑似之论,以牵合《汉书》蔡邕本传中“蔡邕所著有《叙乐》而无《琴操》”的问题;接着用《北堂书钞》引蔡邕《琴赋》中的一些叙事文字都可以从《琴操》中找到相应的曲名的推论方法,认为《琴赋》的作者,目卩《琴操》的作者,并说“信有征矣”。阮元等在《提要》中采取比较模棱的说法。他们辟桓谭所作之说,介绍了孔衍撰作一说,用“与此颇相近”的话把它搁在一边;然后用《文选》李善注的三个引例加以类比,识为“蔡邕撰”之说,“其为旧题无疑”。

从这三篇序录中,可见关于《琴操》的作者,很早就是个问题,也很早就存在着分歧。三篇序录的作者,在这个问题上的态度显然是不同的,王谟倾向于客观的介绍,马瑞辰倾向于主观的证成,阮元等人则比较暖昧。其实马瑞辰虽然化了力气,却还是启人疑窦,一则疑似之论终究缺乏说服力,一则推论的方法也缺乏确定性,因此,这两方面的论证都还是可此可彼的。至于说孔衍是“撰述蔡邕之书”,更不免显得武断。

当然,即使《琴操》的作者归之于晋朝的孔衍,晋离汉末也并不远,也还是古人的古书。这本来是不成问题的。

其次是,关于《琴操》的传本脉络,存在着问题。三篇序录对《琴操》在宋以前的传本情况,都转述《隋书•经籍志》、《崇文总目》、《中兴书目》、陈氏直斋《书录解题》等的著录,基本上是一致的,脉络也比较清楚。但是对于各自正在刊印的这个本子的来源,说法就各不相同了。王谟说“此书宋世犹存”,他却没有看到传本,因此是以《初学记》所载为主,“而以他书所引《琴操》事辞逐条编次”,钞辑而成的。他公开地申明他的《琴操》是辑佚而成的本子。马瑞辰说平津馆本”是根据“今《读画斋丛书》所传本”,由“渊如观察(笔者按:即孙星衍)校正付梓”的。但是“《读画斋丛书》所传本”又是哪里来的呢?他没有说。查现存的《读画斋丛书》本《琴操》,则无序无跋,对此并没有什么交待,因此,来路是不清楚的。阮元等人说,他们的本子是从“徵士惠楝手抄本过录”的。但是惠楝又是抄自什么本子的呢?看不到惠楝的手抄本,无从捉摸。这个本子的来路也是不清不楚。

可见,《汉魏遗书钞》本是辑佚书,是交代得清清楚楚的。而《读画斋丛书》本,《平津馆丛书》本、邵武徐氏刊本这一个系统的本子却是脉络不清,来路不明的。

从《四库未收书目提要》这个序录上,联带着使人想到《琴操》为什么未被收人《四库全书》的问题。当然,未被收录人《四库全书》的书是不少的,多达六千八百一十九部之谱,其中有大量是所谓“违碍”(即清统治者认为于自己不利的)的书,但也有不少是在《四库全书》编纂过程中,即乾隆三十七年至四十七年(1772-1782年)期间本来就是有目无书,或虽有书而未收得的。这后一类,到后来道光年间(1821年以后),阮元任浙江巡抚时,就又收得了一百七十五种,进呈内府,并附提要(B卩《四库未收书目提要》),而《琴操》就在其中。从《琴操》的内容看,实在很难说有什么“违碍”之处[6],不可能是属于《四库全书》编纂过程中有意不收的一类。那么,只能认为它是属于在当时有目无书的一类。这就是说,它的出现,当在乾隆四十七年以后到道光初年(1782-1821年)这一段时间里。而王谟的《汉魏遗书钞》和《平津馆丛书•琴操》,前者刊印于一八〇〇年,后者刊印于一八〇五年,都正好在这个时间的中段,因此成为四库未收书而进呈内府,就不为无因,同时也不能从有书而编纂《四库全书》当时没有收得这方面去设想了。

还有,就是在如何看待《琴操》的问题上,也存在着不同的情况。在这个问题上,王谟只是转述了《乐府解题》的话,说《琴操》的内容经常和历史记载不同,“存之以广异闻”,可以作为参考。马瑞辰则认为它“古谊所存,足以佐证经传”,还列举事例作为证据,说它“固当与《月令章句》、《独断》诸书并传”,既着力肯定是蔡邕的著作(因为《月令章句》和《独断》是蔡邕的著作),又把它《琴操》考异抬得很高。阮元等既讲了它有像“周公奔于鲁”这种荒唐的文字,又讲它所记的“遗闻佚事,均足与往史相证”,似乎相当全面。

在这方面也反映了三者在态度上的不同。王谟比较客观,动机较为单纯;马瑞辰比较主观,是在有目的地抬高它;阮元等人貌似公允,其实还是为了归结到“非后世所能拟托”。

这三篇序录是值得一读的。把它们对比着看,可以发现对《琴操》的分歧看法,早在一百五十年前就已经存在;对它们作进一步的探讨,可以找到解决这些分歧的钥匙。


有关文献提出的疑点

把《琴操》一书作为历来相传的原本古籍,那么,对照着一些有关文献来看,就会有些问题难于理解,难以解说得通,成为疑点。例如:

一、除了上文所说郭茂倩认为《琴操》非蔡邕撰,宋代各种书目均著录孔衍《琴操》以外,成书于北宋中叶,有元丰七年(1084年)自序的朱长文《琴史》,在“蔡邕”一目的最后,叙述蔡邕的著述中,并不提到《琴操》,这是为什么?

二、明代和清初的琴曲谱集,在琴曲的解题中,不引《琴操》,不提《琴操》,有极少数提到《琴操》的,所引文字与“平津馆本”《琴操》又颇有不同。这些如:

《神奇秘谱》中卷《猗兰》的解题不引《琴操•猗兰操》的文字,《雉朝飞》的解题不引《琴操》而引崔豹《古今注》。以后的《浙音释字琴谱》、谢琳《太古遗音》、《西麓堂琴统》、《太音补遗》、《重修真传琴谱》、《玉梧琴谱》、《藏春坞琴谱》、杨抡《太古遗音》、《理性元雅》、《琴苑心传全编》、《五知斋琴谱》m,在对这两首琴曲的解题中,或者与《神奇秘谱》相同,或者与《琴操》的文字相近、却不

提引自《琴操》。当然也有引《琴操》的,《律话•猗兰操释》就说:“《琴操》云,‘古琴曲有……一曰《猗兰操》,孔子所作,伤不逢时也。’”但《律话》成书于清道光十三年(1833年),那时,无论是辑佚书的《琴操》还是作为原本的《琴操》,都已经出现了。

有明代正德五年(1511年)序的谢琳《太古遗音》,其中颇多《琴操》中的曲名,但题解没有引《琴操》文字的,《残形操》、《别鹄操》(即《别鹤操》)的解题相同于《琴操》的相应文字,却不说引自《琴操》而说“按《琴录》”,《思归引》解题虽说“按《琴操》”,文字却又与《琴操》颇有不同。

全部《琴曲集成》第一辑所收各种琴曲谱集,除谢琳《太古遗音》提到《琴操》(见上文)外,其余均不提及《琴操》。这是很值得注意的事,因为《琴操》既是琴曲解题的“祖本”,为什么明代琴曲谱集都不据以解释琴曲,甚至连提都不提?而如上文所说的那两种情况,又是为什么?

这方面的事例很多,不再列举。

三、另一种情况,即《琴操》(以“平津馆本”为准)的内容文字,在别的辑佚书里,却又成为另一种文献的内容。如像《琴操》卷上的《拘幽操》、卷下《河间杂歌》中的《箕山操》、《周太伯》、《庄周独处吟》的文字。在马国翰的《玉函山房辑佚书》中,根据《太平御览》卷五百七十一,都辑人了《古今乐录》,只是每条文字之前并无标题,相同于《琴操•拘幽操》的文字开始作“拘羑里者”,仅此不同而已。

这类情况,作为辑佚书,恐怕是难免的,作为原本专著,就不能不成为问题了。

《琴操》中的文字,有相当数量与崔豹《古今注》相同,它们之间又究竟是谁先谁后?

《文选》李善注是有引自《琴操》文字的,个别还在书名前冠有蔡邕之名,但引文都很简略,同“平津馆本”《琴操》的文字显然有别,这又是什么一回事呢?

以上只是随手举些事例,以见一斑。

但是,要是明确了《琴操》本非蔡邕所撰,那么,对于北宋年间的《琴史》在叙述蔡邕事迹时不提《琴操》,以及同类的问题,就可以得到解答。

同样,要是明确了原本《琴操》在宋后亡佚,那么,对于明代和清初的琴曲谱集屮反映的问题,也就易于解说得通。

再次,要是明确了今本《琴操》是一八〇〇年以后从辑佚书的基础上加工而成的,那么,其他问题也就可以理解了。

***

我国历史悠久,古代文献名目繁多,真所谓“汗牛充栋”、“浩如烟海”。在这种情况下,现存古籍必然会有各种不同的情形。按类型分,似乎至少可以看到以下各种情形:

一、原书或基本上是原书,如《诗经》、《易经》、《论语》之类;

二、有当时的材料,但全书为后人纂辑而成,如《周礼》中有西周材料,但作者并非周公旦,而是战国时人;

三、基本上是原书,但有后人的著作渗杂在内,如《庄子》,一般肯定“内篇”是原作,外、杂篇则是后人的著作;

四、杂纂成书而托名前人,如《管子》;

五、后人伪托前人著作,如《列子》就是晋朝人伪托周朝人(列御冠)所作的;

六、原书亡佚,后人辑佚而成的辑佚书,这在清朝乾嘉以后是颇为盛行的;

七、原书亡佚,后人辑佚以后又有人对它作不同程度的“加工”,因此真伪渗杂,似原书而非原书,不如辑佚书的可信。

当然,还有误题撰人的情形[8]。

《琴操》应该属于哪一类型呢?两种不同的情形当然应该分属于两种不同的类型。

本文属笔草草,许多问题未必已经说清楚,作为引玉之砖,敬候批评。


[1]据间接的材料知道,这个本子也是二卷,当属《读画斋丛书》本、《平津馆丛书》本的一种。

[2]《平津馆丛书》本是在《读画斋丛书》本上加了校注,《琴学丛书》本是把《平津馆丛书》本收入该丛书,邵武徐氏刊本与《读画斋丛书》本也并无不同,所以这四个本子只能算一种。

[3]引据《平津馆丛书》本。这个版本的校语,除《琴学丛书》本外,各本均无,引时从略。

[4]以下歌词略。“《大周正乐》曰”以下,即“平津馆本”《鹿鸣》题下文字,只两个括号处不同。

[5]这三篇序录,由于它的重要性,而现在一般又不易看到,所以作为附录,印在本文后面。

[6]倘说“聂政刺韩王”是下犯上,则《史记•刺客列传》等早已有之,因此这也不能算是“违碍”的。而全书讲忠、孝、节、义的内容文字,则比比皆是。

[7]《五知斋琴谱》成书于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列名于其前的各种谱集都比它早,不一一注出。

[8]以上关于文献的真伪问题,有张心澄的《伪书通考》,可以参阅。


作者简介:吉联抗(1916 -1989):男,原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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