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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们辨认得出属于这个时代的声音 对话芬兰广播交响乐团首席指挥翰努·林图 Hannu Lint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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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admin 发表于 2018-2-9 00:42:49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打印 上一主题 下一主题

芬兰没有经历过古典音乐的基础时期,但这也许恰恰是为什么芬兰观众对20世纪以来的音乐态度更开放一些。

我到达赫尔辛基那天是芬兰独立100年纪念日的前夕。黄昏时正下小雪。听说之前几日连续冷雨,但第二天就雪霁见晴。2017年12月6日,芬兰独立100年纪念日,下午芬兰广播交响乐团在赫尔辛基音乐中心里举行了一场持续3小时的音乐会。这个音乐中心内,其实还是声名远播的西贝柳斯学院—欧洲最大的音乐大学之所在。这里每五年会举办一次西贝柳斯小提琴大奖赛 。

这场独立日纪念音乐会的重头戏,是西贝柳斯72分钟长的合唱交响曲《库勒沃》,演完节目单之后,循例返场演奏《芬兰颂》。音乐会开始前20分钟,我在后台与乐团经理喝茶聊天,乐池里有单簧管乐手和大提琴手在独自练习;后台的赫尔辛基科技大学男声合唱团团员们,在准备好登台;指挥家翰努·林图(Hannu Lintu)咬着一个苹果坐到我们桌前,也加入闲聊了一阵。

芬兰广播交响乐团的这场音乐会,2017年8月开票后很快就售罄。但林图说,这天的观众很多并不是通常会买票进音乐厅的人。可能因为如此,音乐会的气氛比想象中平静,没有欢呼喝彩表达爱国热情,只在返场的《芬兰颂》之后大家起立鼓掌。

除了《库勒沃》外,当晚乐团委约女作曲家罗塔·文纳科斯基(Lotta Wennakoski)创作首演的20分钟《直至入梦》,也是为男声合唱团和管弦乐团而写。林图告诉我,芬兰男声合唱团从19世纪就多如牛毛,水平也确实很高,但合唱团一向以演绎传统作品为主,难得有一部现代作品,去试探合唱团的张力。生于1970年的文纳科斯基在这部声响层次丰富的作品结束后,穿着无袖绿色直筒连衣裙上台,接受全体站立鼓掌。林图告诉我,芬兰独立100年的特别演出上请来一位女性作曲家亮相,在男声合唱团占据一个多世纪的音乐史上十分有意义。

当晚另一部委约首演的作品来自曼努斯·林德伯格(Magnus Lindberg),林图称之为“当今在世作曲家中对芬兰广播交响乐团最重要的作曲家”。他写了一首长度为25分钟的管弦乐作品《TEMPUS FUGIT》。以芬兰当代音乐史上第一部管弦乐作品(《库勒沃》)与这部最新的管弦乐作品做同台比照,也是乐团首席指挥(也是节目总策划)林图的刻意设计。

散场后,在赫尔辛基科技大学男声合唱团(简称PK)里唱了10年的米赫克告知,他一边在台上唱《库勒沃》,眼泪几次都快掉下来了。但他和林图说,芬兰人大多内敛,不擅于表达感情,“可你看全体起立鼓掌,这可是十年一见。”

不过,演出后PK的晚餐上却呈现了完全不一样的情景。这个由科技大学学生与已成为工程师的校友组成的业余合唱团,与赫尔辛基大学男声合唱团(简称YL)并列为芬兰首屈一指的合唱团。由于是热情驱使他们加入,芬兰业余合唱团甚至比歌剧院的职业合唱团水平更高。而由于这连林图都说不清楚到底源自哪里的男声合唱团传统,“不醉不归”也是这些合唱团一贯的演后传统。“有些人甚至是看中了喝酒传统才加入的合唱团。”对此,林图毫不讳言。

当晚,大家拿着餐前酒杯就唱了几首歌,才落座晚餐桌前。不料没等前菜上来,大家又随口来了几段。结果这顿饭在三四十首歌的和声中持续了四小时。如果说芬兰人不擅于表达情感,他们至少是不吝幽默感的。米赫克翻自己手机里的照片给我看:如果演出场地离海边不远,不管冰天雪地还是狂风暴雨,合唱团员们事先都要带上自己那套1920年代的连体泳衣,等演出后的酒局散场,一起跳进海里游泳。


芬兰人喜欢独处

《南风窗》:昨天的芬兰独立100年纪念音乐会上,观众的反应比我想象的平静得多。是芬兰人不擅长流露情感吗?

翰努·林图:芬兰广播交响乐团在独立日举办纪念音乐会,这只是第六年。音乐会之前我会提醒参演的独奏家:不要期望观众会有强烈的反响,鼓掌时间不会太长。但毕竟最后观众们都起立鼓掌了,这在芬兰十分罕见,也许只有波里尼(钢琴家)来开一场独奏会才会出现。

《南风窗》 :对于芬兰独立日,你的态度是怎样的呢?

翰努·林图:1939年“冬季战争”爆发,我的来自边境城市卡累利(Karelia)的父亲10岁,他被迫随家人一起迁到了俄罗斯的西北地方去。我认识有很多背井离乡的卡累利难民及后代,还有上过前线的,他们对当时的经历都绝口不提。尽管我家没人上过前线,对战争的记忆却一直都在。我很敬佩那些在战后五六十年代重建芬兰的人们,但我们有点困在了一种情结里,对于艰难时期的纪念,有点太用力了。这种情结广泛见于欧洲各国,但在我看来,德国、法国这些国家似乎比我们对未来更乐观一些。

《南风窗》 :那平常去听音乐会的芬兰观众是怎样的呢?

翰努·林图:平常我们的音乐会上会有很多年轻人,尤其是三四十岁这个年龄区间的,是社会中坚,最忙碌,他们来听音乐会很难得。但芬兰人基本不怎么公开表达情绪,在日本、韩国我经常会见到热情非凡的音乐会观众,中国的观众专注又热情(林图2016年在北京国家大剧院登台),在美国就更不用说了,第一个音符响起来观众就开始激动。有时我出差一个月回到赫尔辛基,听到稀落的掌声,一下也适应不过来。我们这里是不会听到“Bravo”声的。

芬兰人喜欢与他人保持距离。如果椅子可以挪动,芬兰乐手们不自觉地就会慢慢将椅子挪到离别人更远的位置,这种情形我经常见到!我想这是我们基因里面自带的,我们喜欢独处。

我怀疑芬兰人喜欢去听音乐会也是这个原因。我们几乎所有的音乐会都是满座的。音乐会开始时灯光要调暗,观众要关掉手机,他们坐在黑暗中,不需要跟任何人说话。也可能因为这样,那么多芬兰人喜欢演奏音乐,沟通都通过音乐即兴,不必言语。

芬兰人喜欢独处,这种自由风格也许也影响到了指挥系的教学,对于指挥系学生,圣彼得堡有十分严格的基本动作,而我们自从上世纪70年代建立起来的芬兰音乐教育体系,就不讲求这样的技巧基础,每个学生凭感觉自己去设计和创造。


《芬兰颂》超越了芬兰的民族感情

《南风窗》 :设计这份100年独立纪念日的音乐会节目单,两部完全不同的新作首演,下半场演西贝柳斯的《库勒沃》,这基于什么想法?

翰努·林图:我们想要一部乐团单独委约的创作,曼努斯·林德伯格自然是不二选择。他对于这个乐团来说是最重要的在世作曲家。他从40年前就开始为乐团创作,30年前就拿出过大部头。曼努斯几乎认识所有的演奏员,他小时候就是跟几位演奏家学习的。乐团很喜欢他,他们知己知彼,像昨天的那部作品,不需要多说,乐团就明白作曲家要什么,怎么去拿捏、诠释各种细节。.

接着,我想要演《库勒沃》。这部曲子是芬兰管弦乐史上第一部伟大作品,在西贝柳斯之前,我们真没有太多出色的作曲家。我的想法是要把芬兰第一部管弦乐大部头与最新的管弦乐作品放在一起,芬兰音乐创作这两极之间相隔了125年。

最后一个想法是,芬兰大小城镇到处都是男声合唱团,这也许是来自瑞典的传统。但这些合唱团主要唱歌颂芬兰民族的歌曲、康塔塔、宗教歌曲这些传统音乐。既然《库勒沃》里已经有男声合唱团的存在,我们就顺势请罗塔·文纳科斯基为男声合唱写一部现代作品,以呈现男声合唱不同的表现力。

因为战争的缘故,独立纪念日传统上一直是以男性为中心的日子。罗塔刚好是位女性作曲家,这也很有意义。

《南风窗》 :在西贝柳斯与林德伯格之间,你能看得到风格上的联系吗?

翰努·林图:曼努斯很坦白,他说西贝柳斯晚期的作品,《第七交响曲》《暴风雨》等,对他影响特别深,但并不是形式、作品色彩、创作语言上的影响,而是体现在和声结构上。西贝柳斯的交响作品密度很高,十分紧凑,时间都不长,在曼努斯的作品中也有这样的共性。芬兰有不少作曲家想模仿西贝柳斯的作品,创作那种宽广而黑暗的管弦乐音乐,但这其实只能代表早期的西贝柳斯创作。他的《第七交响曲》其实很现代,但很长时间里面都没有人注意到。

《南风窗》 :在芬兰以外,音乐爱好者似乎只认得西贝柳斯这一位作曲家,在芬兰的今日,西贝柳斯的地位怎样呢?

翰努·林图:在芬兰之外,很多人是通过西贝柳斯而了解到芬兰的历史。他被称为芬兰文化使者。在芬兰独立之前,俄国的审查制度很严,有些话不能说、不能写,但作曲家可以创作音乐,当中的意义大家都领会得到,音乐会成了表达爱国情绪的场所。在俄罗斯,肖斯塔科维奇也一样,大家都明白他写的是什么。

但这种以文化将人们连接在一起的社会,世界上并不多见。当时西贝柳斯的名气已经传到芬兰国外了。至今我依然会说他是芬兰最重要的人。

我已经记不清我指挥过多少次《芬兰颂》了,而我注意到在不同地方演奏这部作品,意义各不相同。比如在南非种族隔离结束后,我去指挥了一场演出,那是当地有色人种能参与的第一场音乐会,当时场景十分感人,台下观众心里面想的自然不是芬兰独立;前几年,福岛核辐射事件发生后几个礼拜,我到东京去演出,《芬兰颂》演完以后,观众目瞪口呆。今天他们还会提起来,前几周还有人来跟我说:福岛核辐射之后的那场音乐会我也在场;还有在卡拉卡斯,我执棒西蒙·玻利瓦尔交响乐团演出《芬兰颂》,我看到了周围年轻的脸孔上被打动的神情。这部作品要表达的情绪已经超越了芬兰的民族感情。


千万别绕过当代音乐

《南风窗》 : 听说你们每场音乐会都有安排一部现代作品是吗?

翰努·林图:差不多是这样。很可惜,演奏巴洛克作品今天成了某种秘密俱乐部的特权,一般交响乐团都不能演了,只有古乐专家才有资格去碰这些作品。这个乐季我们有10部作品的首演,不算多,而大部分都是芬兰作曲家的创作,这是因为按照规定,芬兰广播交响乐团必须支持本地音乐,这是我们的责任。

《南风窗》:说起巴洛克,芬兰的音乐史上并没有德奥、等国那样经历过巴洛克时期到浪漫主义时期的阶段,然而今天芬兰的古典音乐爱好者数目却羡煞旁人。这是为什么呢?

翰努·林图:确实,芬兰没有经历过古典音乐的基础时期,但这也许恰恰是为什么芬兰观众对20世纪以来的音乐态度更开放一些。这个样子有大概20年了,现代作品在芬兰各个乐团的曲目库里占不小的比重。人们对现代音乐非常习惯,甚至不会注意到哪些是“新”音乐,哪些是“老”音乐。

除了小孩子。有时候我们会安排中小学生来看我们排练,他们坐在乐手们周围,全程很安静地听。前几天我在超市里碰到一个学校老师,她跟我说:下次能不能别给学生演那些经典曲目呀?每次你们排现当代的作品,孩子们会兴奋地说上几天;可如果是海顿,他们觉得很沉闷。我一下就醒了,以前一直以为要吸引新一代,就得给他们演穆索尔斯基的《图画展览会》或者拉威尔的《波莱罗舞曲》呢,其实孩子们立即就能辨认得出哪些是属于他们所处的时代的声音,而对海顿的时代,他们一无所知。这很有启发:如果要吸引年轻人对严肃音乐的兴趣,千万别绕过当代音乐。

我经常有这样的感觉:一场莫扎特《魔笛》、贝多芬钢琴协奏曲、勃拉姆斯交响曲的演出,没有人会来看;而一场卢托夫斯基的交响曲、斯特拉文斯基的协奏曲,则一票难求。尽管芬兰人很内向,我们还是有喜欢冒险的一面呢。

《南风窗》:在你看来,芬兰音乐教育最特别之处是什么?

翰努·林图:我不大清楚现在的情况,但在我成长的年代,在芬兰,无论是多小的城镇都有一个音乐学校,而且不需要怎么花钱。我父母就没什么钱。如果实在付不起学费,孩子们可以免费去上课。现在这个制度还在,但政府资助已经没上世纪七八十年代那么多了。我们只有500万人多一点,乐团、歌剧院这些地方需要找人,很多人都得学音乐。我们也不像中国、韩国那样,派送优秀的音乐学生出国深造,我希望芬兰也这样。尽管西贝柳斯学院水平非常高,但我们国家很小,我会建议每个学音乐的孩子都多到外面去看看,吸收不同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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